长征途中红色货币信用的构建

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2月下旬在猴场召开会议，决定暂时在遵义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。由于长征途中财政经费已所剩无几，红军在遵义立即通过没收、征收土豪劣绅和奸商的非法财产等方式，充实银行基金。跟随红四方面军的川陕省工农银行在1933年开办时已募集足够的银元、其他物资等作为基金保证，期间又通过缴获造币机械设备和原材料为造币做准备。

长征期间的红色货币仍与银元挂钩，以建立群众普遍接受的信用方式。如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红军币，按照1元红军币兑换1.20银元或7斤食盐的比价发行。川陕省工农银行在长征前发行的货币均以银元为本位币，长征开始后，坚持用银元兑回所发行的布币、纸币。

在长征途中，红军组织纪律严明，凡购买粮食、物品坚持公平买卖，凡取用群众的粮食、物品都留下银元或借条。如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在遵义丁字口“太平洋药房”买药，留下200元可兑换为银元或物品的红军币；在撤离遵义时，红军在当地赵金家留下了买猪条，1952年由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寺办事处兑换人民币35000元。川陕省委、红军军部还连续发出布告，规定“各机关和个人所需要的物资，必须用金钱或物资购换”。红色政权和红军队伍信用的增强，有力提升了红色货币的信用。

在遵义凉水乡（今遵义市红花岗区凉水井），借宿在村民赵金和家的红军某连为补充给养，与赵金和协商后购买他家一头猪，留下了15元苏维埃币和一张纸条，上书“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，国票壹拾伍元正”。村民珍藏此条数十年，称其为“红军买猪条”，成为红军严守纪律、诚信为民的历史见证。

“最近在我们的部队中，有些同志表现着不重视苏维埃国币，乱用苏维埃国币的现象，甚至有请运输员、请向导也用纸币的。这不仅是浪费，而且是脱离群众的现象。我们国币应该是有信用的，更是十足兑现的，但我们不一定每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。假使不设兑换处的地方，也用纸币，必使群众受到损失，而发生对我们不满，结果是帮助了敌人。因此，为了争取群众，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，必须反对浪费，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。”

——《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》，发表于1935年2月10日《红星报》

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随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城前夕，紧急开展了货币回笼工作，在遵义繁华的万寿桥、丁字口、狮子桥等地段，增设6个临时兑换点，凡持有“红军币”的单位和个人可到兑换点兑换。红军离开遵义时，将发放的苏区纸币基本收回，维护了红色货币的信誉。部分来不及兑换的苏钞，1950年1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以0.15元人民币兑换1元苏钞的兑换率，共收回2343.60元。川陕省工农银行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，为了维护苏币信用，在中坝镇连续40天开展银元兑回苏币业务，使苏币在当地群众中保持了良好信誉，群众都说“红军一来我们就放心了”。